蒲松龄借聊斋志异批判科举制度

2022-07-19

作者:历史的霞光

来源:百家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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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明清时期的教育目的具有明显的两重性,即“科举取士”和“儒理育人”,简而言之,就是“才贤双重”的教育目的。

  科考的内容和儒学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,具有一致性,蒲松龄认为女性应该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。

  事实上,统治者最初制定科举制这种选士制度的目的,就是为了选拔具有儒家思想的圣贤之人,而科举考试所设定的考试内容,也更加强固了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,使得儒学思想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。

  读圣贤书,做圣贤之人,秉承儒家的“君子”人格,进而通过科举考试入官为政,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明清时期,知识分子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之所在。

  但是值得一提的是,在中国古代社会“男尊女卑”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下,女性只接受恪守妇道的德化教育,即“三纲五常”与“三从四德”的道德驯化。而像男人一样进学读书,并且“学而优则仕”,则是那个时代女性无法企及的奢望,因此,“科举取士”这一教育目的明显把女性群体排除在外。

  虽然蒲松龄认为女性应该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,但是科举考试、入朝为官仍是那个时代男性的特权,性别与教育的关系亦融亦斥。因此,以下观点主要针对蒲松龄于男性教育的阐述,不包括其女性教育思想。

  明清小说家热衷于科举,蒲松龄的教育思想、生活心态、思维情感等难免会打上科举的烙印

  在明清科举社会中,科举成败,关乎家族荣辱,科举是改变读书人命运的唯一方式,也是一代代读书人奋志苦读、奔逐于科场的根本原因。

  受儒家思想“学而优则仕”和世俗观念“有才者必登科”的影响,明清小说家热衷于科举已是自然之事,在那个科举之风风靡整个社会的明清时期,功名举业是古代社会读书人追求的目标,蒲松龄也不能摆脱那个时代的束缚,他的教育思想、生活心态、思维情感等难免会打上科举的烙印。

  蒲松龄自幼从父读书,在兄弟几个当中显得异常勤奋聪明,经典格言、圣贤古训一点即通,过目不忘。从蒲家门户来说,虽为书香门第,读书不少,也出了不少秀才,但无一人能科举入仕,榜上有名,光宗耀祖。

  蒲松龄的自幼聪慧自然让蒲槃喜出望外,于是被寄予厚望期盼有出人头地的一天。随着蒲松龄年龄的增长,其博览经史子集,习读诗文辞赋,文采见识日益深厚,父亲的期盼和自己的理想越来越强烈地督促着他。

  蒲松龄认为科举入仕,是读书人接受教育的目的之一,因此在《聊斋志异》众多篇幅中,批判科举制度

  对于蒲松龄来说,科举入仕是祖愿,也是他个人的奋斗目标。尽管命舛数奇的科举经历使得他的科举观念复杂多变,但是从他对科举制一生的追求中,和对子女的教育中,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内心深处,始终存在挥之不去的科第情节。

  从个体的微观角度出发,蒲松龄认为科举入仕,是读书人接受教育的目的之一;从国家的宏观角度出发,他赞同统治者兴办教育包含“科举取士”这一教育目的。

  既然蒲松龄认为“科举取士”是教育目的之一,那么他为什么在《聊斋志异》众多篇幅中,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,进行了无情地批判呢?科举从唐朝时期就成为古代社会的重要标识,它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。知识分子一旦科举及第便可以改变身份和地位,得到各种优惠和特权。

  虽然儒家学说教导读书人要淡泊名利、清心正气,但是科举考试又极大地刺激了读书人的名利欲。科举制度存在的弊端由来已久,越来越多的士人以攻读圣贤之书为己任是假,而求取功名利禄则是真。

  儒理育人是社会教化与伦理风尚的要求,蒲松龄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,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儒理育人

  儒理育人即是培养读书人,成为儒家思想的信仰者和继承者,经明行修的士君子,成为精通天知人命、礼乐制度、子史百家、经济时务的人才。儒家思想一向重义轻利,倡导不为功名利禄而丧失鸿鹄之志,强调长年累月正心修身,以塑造“浩然正气”之人格。

  到了明清时期,统治者将“四书”“五经”确定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,在写作方面要求“代圣人立言”,并阐述圣贤之言等方针政策,以此来选拔淡泊名利之人才。

  儒理育人是社会教化与伦理风尚的要求,即重在宣传孝悌仁义的礼仪道德,施行广泛的普及教育,旨在维护人民团结和社会秩序安定。

  蒲松龄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,他的教育思想,自然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,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儒理育人,使人们明白孝悌之义。无论从蒲松龄个人的人生经历,还是从以《聊斋志异》为代表的各种作品中,都可以看出他对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深深领悟,且不遗余力奉行其所倡导的教育价值追求。

  《聊斋志异》的精神内涵就以宣扬“孝悌之义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,将仁爱善心做到升华

  蒲松龄经常把自己称为仲尼之徒,在《聊斋志异》的每一篇章中,几乎都闪烁着以儒家思想为主题,而又带有明显劝诫教化目的的影子。

  蒲松龄还将仁爱善心,升华到了做人的自觉行为加以褒扬,提出的“有心为善,虽善不赏;无心为恶,虽恶不罚”的道德教育思想,其教育目的带有明显的意识性和塑造性,这种教育目的,不但体现了对个体行为动机的制约与考量上,还体现了社会对个体发展的倾向性的制约与指导上。

  所以无论从个体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,蒲松龄都认为应该把儒理育人作为教育目的之一,培养圣贤之人。蒲松龄看到了科举取士和儒理育人,在教育中的统一性,同时也注意到了两者的矛盾性,看到了科举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。

  看到了那些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不为实学、贪婪腐化的阴暗面,他才在《聊斋志异》中借助故事中的人物,抒发了自己对科举亦爱亦恨的复杂感情和矛盾心理,当然,曲折艰辛的应考过程、屡战屡败的应试结果,也藏存在作者深层的创作思维中。

  总结

  《聊斋志异》中的诸多故事和人物形象,都反映了蒲松龄对科举的态度,蒲松龄的科举观并不仅仅是拥护科举、抑或是反对科举那么简单。

  通过第一部分、第二部分对蒲松龄及《聊斋志异》教育世界的详细考察和深入分析,可以发现蒲松龄的人生经历和心理状态,是多样而现实的,其对于科举和儒学的态度也是客观而多样的。

  一方面,他肯定科举对于士人个体发展与家族振兴的现实意义,承认科举可以成为读书人进入主流社会的通道。另一方面他倡导真儒学和真道德,站在儒学的一面而批判八股摧残人性、不能培养真才,更不能接受读书人,为了功名利禄而苦心积虑地背诵枯燥的假儒学,使教育沦落为科举的附庸,不能培养真正具有浩然之气的圣贤之人。


(责任编辑:董方婷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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