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该重新认识一下新冠病毒了，2020年刚刚爆发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和非典差不多的冠状病毒，也以为会和非典一样，几个月一年时间就过去了，但现在，新冠病毒慢慢发展成了一种和人类共生的病毒，清零、封控、经济，构成了后疫情时代的特色。

  纵观人类历史，我们还没有战胜过一次病毒，除了天花。这小小的病毒肉眼不可见，人类统治地球至今，却依然拿这病毒无可奈何。验孕棒避不了孕，就像核酸检测无法避免我们被新冠感染一样。但核酸检测，的确确可以帮助我们识别，识别哪些人是宿主，哪些人是健康人群。准确来说，这是后核酸检测时代，而非是后疫情时代。

  生命是很重要的，为了防止新冠病毒带给人的致命性，我们需要作出精准防疫措施，我们也需要进行采取隔离的措施，但疫情进入第三年，我们或许应该重新审视一下，生命到底是什么。

  生命重于泰山，这一点并不假。但生命的组成形式极其意义，显然不仅仅是活着而已。人是社会性动物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会产生消费、负债、收入支出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我们就有出行的需要，就有赚钱的需要，这些也是我们生命的组成形式。我们能说哪个比哪个更重要吗？

  在疫情初期，我们肯定能够说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，大于我们赚钱出行的重要性；可问题是，一年后呢？两年后呢？三年四年后呢？

  随着病毒的致死率开始下降，随着国际的不断放开，人是会对比的动物，你看到别人那样了，你还是这样，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思考，我这样真的行吗？必须要这样吗？

  当你的钱包开始不断瘪下去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想得更多，感染病毒死亡，这是一个尚未到来的事情，但你的钱包瘪下去，却是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。你会忍不住开始思考，疫情过后我怎么办？房贷车贷我怎么办？孩子的学费我怎么办？这其实就是不同的人对不同事物产生的风险偏好不同的概念。因为我们是人，具备自主的意识，具备自主的判断行为。

  就在刚刚，一位朋友告诉我说，他们小区里有人在下面带着孩子玩梭梭板，带着孩子在下面闲逛，还有的太婆在下面垃圾桶翻箱子来买。朋友不由感叹，有必要吗？捡箱子捡得到几个钱嘛。我告诉朋友，你这个借口可以套用到所有规则上你信不信。

  比如说地震来了你跑出去，我会说，有必要吗？地震源离成都那么远，又不得把楼震垮，跑什么？又比如，带孩子出去耍什么？少耍两天，也不会掉两斤肉。还比如，出去买什么菜？吃两天白米饭糠咽菜也不会饿死人。我想告诉朋友的是，每个人对于一件事情的风险，他所要承担的成本，亦或是这件事对他的意义、重要性都是不一样的。

  有的人会觉得自己的居家生活离不开菜；还有的人会认为我必须要带孩子出去感受一下童年；还有的人会觉得，我哪怕吃白米饭，我也要下去在垃圾桶翻找两个箱子来卖钱，这就是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、社会位置不同，他的风险偏好自然也不相同。

  我们可以基于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来约束所有人，例如全体居家静默；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一定会有人要承担这样或那样的成本，一定会有人的风险偏好不同。

  有的人不怕病毒，怕没钱；还有的人怕病毒，因为家里还有钱；还有的人既怕病毒，也怕不能出去散步，陷入到两难之中。

  人和其他动物不一样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求，当生存受到威胁时，生存需求最大，但当这种生存威胁开始减弱的时候，其他需求便会迎面而上。

  我想说的并非是反对居家静默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应该对其他行为去反对去约束甚至是规劝，但有的人打心底里去鄙视甚至是反感这种行为的话，我反而觉得这个人丧失了基本的人性。

  换言之，小区里面散步、带孩子玩、遛狗，这种行为是应该去反对去禁止的，这没有错，但我们在反对在禁止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多一点理解？多一点人性？

  我想，这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疫情的地方。

  十个人有十一个想法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险偏好标准，当全体都居家静默的时候，我们不得已舍弃其他偏好，来满足居家静默，有的人忍不住自己的偏好违反了居家静默，对待这种行为我们应该进行规劝和反对，但这种规劝和反对应该是带着理解的，而非是厌恶、嫌弃、甚至上升到谩骂和暴力相向。

  我认为，这违反了我们作为人的人性，违反了我们作为人的不同风险偏好。

  疫情，导致很多人只能拥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居家，这是我们所有人放弃其他选项的成本所带来的选择，我们应该去理解，而不是仇视。

  反对和规劝，应该带着良善，而非是赤裸裸地恶意。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特征，即在生存需求之上，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同，我们可以进行规劝和禁止，但至少应该带着些许理解，而不是上升到对立面，上升到仇恨甚至是暴力面。说到人性，除了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同之外，每个人的耐性也是不同的。

  新冠三年，很多人的收入受到了严重下滑，大家的耐性也越来越低，这随之而来的，就是居家所带来的成本也越来越高。如果我们把清零和经济发展看作是天平的两端，随着致死率的下降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放缓，天平开始慢慢倾斜，从最早的防控疫情传播的收益大于经济下滑的天平，开始慢慢发生转变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可能会变成封控疫情的成本越来越高，我们也越来越难以承担，天平随之发生倾斜。

  我们知道，有的东西一旦失去，再想重新建立起来，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例如商业信心。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，疫情到第三年，反倒是眼下的问题了，更长远的问题还是经济结构性问题，房地产、贷款、基建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；除了经济结构，我们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新生儿出生率下跌的问题。

  长远问题如此之多，解决之道在哪里？其实就是经济。因此，眼下的疫情问题，如果继续发展，可能会动摇到经济的根基，丧失商业信心，这又会导致未来的经济结构继续固化难以处理，反映到人口上，可能会导致更为严峻的出生率下滑。

  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用蝴蝶效应或多米诺骨牌效应来形容社会面，我认为是非常符合实际的。因此，眼下的新冠疫情，其实已经不单单关乎眼下我们的生活如何，我们的收入如何，我们的宏观经济如何。

  眼下的新冠疫情，更关乎未来十年的人口发展趋势，未来十年的经济结构难题如何解决，未来十年的经济走向和转型难题。以今天的眼光看事态发展看未来，这是让我尤其感到忧虑的一件事。这不是装公知，也不是装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因为未来如何，关乎到我个人的命运如何，我们都是时代巨轮下的附庸者，我们依附于这个时代，也同这个时代一荣俱荣。

  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并认识新冠疫情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，不管这种影响是正面积极的，还是负面不好的，这种影响都决定着我们的收入、信心、心理、生活乃至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。

  如今，疫情的威胁还远远大于对经济的威胁，我们依然需要居家依然需要静默来最大程度地进行社会面清零。但未来的难题，也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未来的难题，或许要比今天更难以解决一些。

  疫情出现，我们可以采取居家静默的方式来隔离疫情隔离传播链，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，疫情的消失只是早晚的问题。但如何挽救因疫情继续下滑的出生率，如何进行经济转型解决结构性问题，这不是我们居家静默就可以轻易做到的。

  这样对比来看，疫情反而是一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，如何促进生育率，如何解决经济结构难题，这要比清零困难得多。

  新冠第三年，我看到了人性依然是不同的，集体和个体之间的需求依然是不同的，人们依然会有不同的风险偏好，人们依然会有不同的决策和策略，人们依然能够做出一些理性的行为。这让我更加坚信了，人性是存在的，人性的不同需求是存在的，我们依然需要有市场的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