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是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学者，“七月派”主要成员，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、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贾植芳诞辰105周年。10月8日，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办的“纪念贾植芳先生诞辰105周年暨《贾植芳全集》出版座谈会”在上海举行。贾植芳的亲友、同事、学生以及上海各高校中文系及研究机构代表齐聚一堂，共同纪念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
贾植芳（1916-2008)是山西襄汾人，其一生创作、翻译、研究、编著了多部著作，著有《人生赋》《贾植芳小说选》《近代中国经济社会》等，译有《俄国文学研究》《契河夫的戏剧艺术》《契河夫手记》等。他有一句名言：“读书、写书、教书、译书、编书……知识分子的财产就在一点书。”

贾植芳。图片来源：《贾植芳全集》

近日，由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主编的《贾植芳全集》（下文简称“全集”）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全集各卷依次为《创作卷》（上、下）、《回忆录和访谈录卷》、《理论卷》、《书信卷》、《日记卷》（上、下）、《翻译卷》（上、下）、《附录与索引卷》，共十卷，总计近500万字。它第一次公开出版贾植芳目前能搜集到的所有作品，包括贾植芳的文学创作、学术研究、书信日记等作品，以及贾植芳的回忆录、翻译作品等，并将第十卷作为《附录与索引卷》，为研究贾植芳及其学术文化等提供了直接的文本资料。

《贾植芳全集》书影

10月8日，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办的“纪念贾植芳先生诞辰105周年暨《贾植芳全集》出版座谈会”在上海举行。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

他坎坷的一生，把“人”字写得端正

贾植芳的一生，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时光在牢里度过。第一次坐牢是因为参加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，第二次是在徐州被抓到日本宪兵队，第三次是1940年代末在复旦参加学生运动。第四次是1955年受“胡风案”牵连。谈及贾植芳的一生，在场各位无不感叹。

“贾先生离开我们有十三年了，今天听大家回忆他，我脑海里不断浮现他的音容笑貌。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邓逸群感慨道，贾植芳对大家最深远的影响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，“最感动人的是他的不屈不挠，几次进监狱，几番经苦难，他都没有低头。他说他这一生没什么，就是把‘人’这个字写得端正一些。在我看来，他不仅写好了‘人’，还写好了一个大写的‘人’。”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用一句“平生风义兼师友”来形容他和贾植芳的关系。“讲到‘友’，贾先生比我大二十岁，我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，而是一起劳动改造的朋友。当年在干校里，我们中文系的劳改对象有贾植芳、我、彭飞，我们三个经常一起劳动。听报告的时候，我们三个被打发到很远的地方，贾先生会给我们讲很多社会上的事情，听了很长知识。讲到‘师’，贾先生也是我的老师，有时只言片语的启发比课上听讲还大。”

他提到了贾植芳的《历史的背面》和《狱里狱外》。“《历史的背面》书名就很好，没有丰富阅历的人取不出这样的名字。我们的文学史往往是正面的，但正面的东西未必是将来站得住的。历史的背面将来也可能反过来成为历史的正面，贾先生这个提法很智慧，值得思考。他还有一些作品，大家觉得好，但似乎上不得文学史的台面，比如《狱里狱外》，但我认为这是一部传世之作。”吴中杰说，对于如何看待文学，如何看待历史，贾植芳一直带给他很大的启发。

他看重年轻人，爱护年轻人

就贾植芳和复旦的渊源而言，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主持过中文系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创建工作，晚年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，并在此岗位上退休。

在场许多人特别谈到了贾植芳对后辈的爱护与提携。“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一点，很多年轻的学者在他的培养下学有所成。今天，复旦中文系乃至所有的中文系都应该延续这样的传统，把培养与提携年轻人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。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应必诚如是说。

陈思和一直记得他和李辉在中文系资料室遇到贾先生的场景。1978年贾植芳回到复旦中文系，在资料室工作，那时的资料室还是一个很小的房间，但有一个老人在那里不停地讲话，非常热情。这位老人就是贾植芳，他看同学们在资料室读书，不仅会主动推荐，还会指导他们如何阅读。陈思和与李辉的巴金研究，便是受到贾植芳很大的影响。

作家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一直很羡慕贾先生的学生。她说早年陈思和带她去贾先生家里，她坐在边上有些拘谨，但看着贾先生的学生一个个穿堂入室，自己倒水，完全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“可能因为我不是他的学生，他和我不大谈思想和历史，谈的都是一些琐事，比如有一次说他有很多藏酒，问我喝不喝。还有一段时间他住在苏州，然后到上海来，他把那一段说得很幸福，说早上坐坐车，然后买一块蛋糕去上课，再去哪里吃一碗面……他和我说的，都是这些琐事。”

关于贾先生，王安忆印象中主要有两件：他的轶事和他的风骨。“这是很好的。但从某种方面来讲，中国的知识分子处境也让人很有感触。我们回头看他的全集，两卷是创作，两卷是翻译，其他都是书信、日记。就像鲁迅文集里纯粹的文学创作也很少，多是和人家打笔仗。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自己有所建设的空间其实很小，能留下的东西也不多，大部分的时间都纠缠在斗争当中，当然‘斗争’是很好听的励志的，但是对知识分子而言，也是很可惜、很浪费的。比起贾先生那代知识分子，我们这代人的处境要好一些，首先我们丰衣足食，也有很多的出版，但我们又面临着另一种危险——精神上的庸俗、怠惰与轻浮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改变。”

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也回忆起他与贾先生的交往趣事：“我去见贾先生，他总是叫我‘老陈’，说‘老陈你又来啦’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吃了一惊，我说贾先生，‘老陈’可是我当年插队落户时贫下中农叫我的，他听了哈哈大笑，说我就是贫下中农。后来我说你叫我‘小陈’，他也始终不改口。我很愿意见贾先生，因为每次去都可以得到教诲，受到启发。在‘七月派’作家中，他是很通达的，哪怕谈到了沉重的问题也是笑嘻嘻的。我现在真是到了‘老陈’的年纪了，但还是要遵照贾先生说的，努力做好人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”

现代文学是一条河流

在陈思和看来，贾先生一生从事多种著述，包括文学创作、回忆录、社会学著作、翻译、学科建设理论以及书评演讲等各类作品，晚年坚持书写日记，直到生命最后时光。“先生一生流离颠沛，多次因政治原因身陷囹圄，著译及未发表的手稿散失颇多，不易搜集，所以能够保存下来，并且付梓传世的文字，弥足珍贵。”

为编《贾植芳全集》，陈思和邀约了张新颖、王宏图、严锋、宋炳辉、张业松、段怀清、孙晶、张涛甫、王光东、陈润华、刘志荣、金理、骆世俊等学者分别承担分卷编者工作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陆士清说：“贾植芳先生的著作得以出版，他的精神得以传承，便是一种最好的纪念。”

陈思和记得，他与贾先生一起喝酒、聊天时，贾先生讲的不是他在监牢里受了多少委屈，也很少说起受到的难，而总是讲他的朋友们的故事，还有文学史上的故事，“他讲胡风怎么样，鲁迅怎么样，郭沫若又是怎么样，茅盾又是怎么样。他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学史。他与我讲的茅盾与教科书里讲的茅盾是不一样的。他没见过鲁迅，但他与胡风的关系很密切，他通过胡风来传递鲁迅的信息。他讲的历史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。”

因此，从鲁迅到胡风，从胡风到贾植芳，再从贾植芳到自己，陈思和相信这其中有一份珍贵的传承。他一直对学生说：“现代文学是一条河流，我是这条河流里的一块石头。不仅我个人，所有研究现代文学、从事现代文学的人都是这条河流里的石头。你们也是。这条河带着前人的生命信息，从我们身上流过去，流过去时把我们淹没了。但当河水流过我们的时候，就把我们的生命信息也带了进去。那么这个文学史就是一个活的文学史，是有生命的文学史。这样来理解的话，这个学科就不是一个外在于我生命的学科，我喜欢现代文学，就是因为我是存在于里面的，我是这里面的一个人，就像河流里的一块石头一样，我感到这个传统在我身上这样流过去。”

希望后代人能记住他和他们

难得地，一些“七月派”作家的家属也来到了这次会议的现场。在怀念贾植芳的同时，很多人也在怀念彭小莲。陈思和说：“要是彭小莲还在，她会跑东跑西，拍这拍那，她会记录下很多东西。”

“七月派”代表诗人冀汸的孙子陈冬筱说：“我爷爷和贾爷爷都是刚正不阿的人，真诚的人，但我觉得贾爷爷有一点特别不一样，他对历史的认知是有大智慧的。”陈冬筱是“90后”，也是在场年纪最小的人，“对今天的‘90后’‘00后’来说，如果不是中文系毕业，或许都很难知道贾植芳是谁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无论如何，我会把他们一直记在心里。”

说起父辈们的经历，冀汸的女儿殷殷不禁哽咽。“我们叫自己‘胡二代’。对我们这代人来说，那段历史是很沉重的，痛苦的，大部分人还是走出来了。彭小莲一直讲她最喜欢贾伯伯，因为贾伯伯在讲过去时永远是笑着的。”

殷殷说，她还是希望下一代记住那段历史，“陈冬筱他们这一代已经拉开了一段时间的距离，他们能够更清晰地回看那段历史。”

“七月派”代表诗人彭燕郊的外孙吴张迪也说，外公有一部回忆录《那代人》，是对他们那一代人很好的回忆和概括。“我自己是学历史的，我们家里还有很多外公他们那代人的文献记录，接下来我们想慢慢整理出来。很多珍贵的史料就在那里，需要我们后代人付出更多的努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