婴儿癫痫伴游走性局灶性发作、氯巴占，以及一次代收境外包裹，将一位患儿的母亲与如山一样沉重的“走私毒品”的罪名联系在了一起，35岁的母亲李芳(化名)问记者：“你觉得我是坏人吗?”

  李芳有个1岁零9个月的儿子，被确诊为婴儿癫痫伴游走性局灶性发作(EIMFS)，这是一种罕见的癫痫症，目前没有好的治疗手段，有医生介绍了氯巴占，但该药在国内未获许可，正规渠道买不到。李芳和病友们不得不从代购者那里买药。 今年7月，李芳帮一名代购者代收了海外购买的氯巴占，再转寄给代购者。之后，她被警方以“涉嫌走私、运输、贩卖毒品罪”，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。

  氯巴占虽然在一些国家已获批，但是它仍在我国管制第二类精神药品的名单中，而且在我国并没有合法地位，按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100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依赖性折算表〉的通知》， 1克氯巴占相当于0.1毫克海洛因，也就是说，像李芳这样违规地从海外代收这种精神药品，符合刑法中“走私贩毒”的犯罪构成要件。

  一个一心只想救自己的孩子的母亲，撞到法律的高墙之上，这是让人纠结的问题。一边是国法对毒品的零容忍，一边却是患儿母亲让孩子“活下去”“药不要停”的最单纯的想法。现代法治社会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管理机制，行为的目的是善良的，但很可能因为触犯专行的行业制度，从而触发刑事责任。特别是精神药品管制又横跨医学、卫生管理和刑法三个领域，逻辑演绎丝丝入扣的“三段论”，放到了具体个案当中就引发了法理和情理的冲突。

  严肃的法律恐怕也很难直面母亲那句 “可我不想让龙龙被淘汰啊”的叹息，我们也看到警方办案的暖色，警方并没有扣押“走私毒品”的物证——氯巴占， 还是给孩子留下了药。

  这一幕法与情的纠葛似曾相识，2018年大热的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，将确有临床疗效的“进口假药”的伦理问题呈现在公众面前，也促进了医药、司法政策的改变。“两高”在司法解释中明确，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、境外药品，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，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。此外，司法政策也有不把所有涉精神药品都归为涉毒犯罪的指引。

  法律是严肃的，法律也应该是精准的，以及带有温度的，像李芳以及EIMFS的病友，哪怕本身代购、销售、运输了违法的精神类的药品，仅从形式要件上看，满足了涉毒犯罪的构成要件，但应该从当事人的客观用药需求、涉案药量、有没有高价转卖牟利，以及是否造成精神药品被作为毒品滥用等方面做出全面分析定性。

  在李芳的罪与罚之外，还需要对于EIMFS患儿医疗、氯巴占的制造、销售做出制度安排，在目前的严厉打击情况下，孩子断了药应该怎么办?是继续让家长们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，还是有合法化的解决方案?公安机关、海关、医药管理部门以及卫生部门，还有药厂代表，能不能坐下来，拿出一揽子解决方案：氯巴占“走私”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?国内短时期内有合法化、本地化生产的可行性吗?对确是用于治疗的海外代购，能不能给予进口证明，并且严格监管流向?

  对毒品零容忍，也要对精神药品的非毒品用途做到“法内开恩”、实事求是，这是法律应有的精准和温度。